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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文物需要我——曹传松


作者:佚名 日期:2014年05月21日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那个时代,文物需要我

曹传松

 

人生是值得反思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起点和终点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境遇及各自对人生的品味、体验是不同的。

我是原文物处一个老文物工作者,2007年退休。每当回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一桩桩文物保护与考古事情,顿感心中充实,甚至还觉得仍有责任。

我当过兵,执过教,招过干。1973年,从当时的县二中调到县文化馆工作。530日,领导通知我61日到省博物馆报到,参加全国文物考古干部培训班学习。作为年末二十七岁、又非常喜欢这一学科的我,当以认真学习,刻苦实习与体验,结业时无论文物法律与文物保护课程,还是考古课程,均成绩优良,并能够单独开展文物保护与田野考古工作。从此,我与澧县文物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文物保护 生死置之度外

1、澧州文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清道光年间。建国初期虽有一些破坏,但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钟鼓二楼等主体建筑均保存较好。尤以大成殿,面阔30米,进深20米,高21米,重檐歇山式,顶覆金黄色琉璃瓦,壮观雄伟,具全省之首,1961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县委与革委分设,县委决定拆除文庙,就地兴建县委大院,拆迁负责人已经进入现场规划时,被我发现,面临此种情况,我心急如焚,拿着文物法规,层层找领导,县委宣传部领导讲不过文物法时,只好要我拿出文庙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依据。我立即专程赶往长沙,在省博物馆找到了1961年省政府文件,星夜爬车赶回。领导看到文件后目瞪口呆,情况有所转机。时过两天,又通知我和文化馆馆长速到宣传部,宣传部负责人指着1973年新公布的省保单位文件中没有澧县文庙为由,大发雷霆地给我一顿批评和威胁。不失弱的我铿锵地说:“我们要以国家文物保护条例为准,谁拆除了文庙,谁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于是,我又去找代县委书记杜慎同志,向他汇报此事,他只说打乱了革委会工作部署,并说另择地址(即今县委大院),这一拆除文庙的闹剧才算罢休。

这时,正为成立县文管所和县博物馆无所址馆舍而发愁的我,灵感一生,争取文庙管理使用权。我又手持文物法规相关条款,送至县里每位领导,又获得省文物处大力支持与函文,最终文庙移交给了县文化馆管理维修和使用。

由于文庙曾用于学校、大会堂,改建严重,岌岌可危。我多次把省文物专家和领导请来监测和做工作,1981年又以县政府(这时刚恢复县政府名)向省文物处申请到了维修经费。1982年,开始维修,当时我不顾生命安危,用绳捆住身子,爬上了21米高的大殿屋,勘测和作规划。克服种种困难于五月兴功。在维修中,我日夜守护在工地,有一次,见到一块石雕品在倾斜,我怕跌坏,一个箭步跨过去用手撑托不成,擦伤双脚背致骨折,若扎在实处,双脚将致残终身。在医院照片诊断领药后,不顾医生劝说,坚持家庭病床,住在工地边指挥边输液治疗,使得文庙维修工程顺利进行。

澧县历史悠久,通过几年的文物调查,发现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我又乘胜做工作,成立了澧县文物管理所和澧县博物馆,(均是全省文革后首个县级文管所和县级博物馆。)所、馆成立,可优先获得国家对文物的优惠政策,为光大澧县文博事业奠下了基础。

21974年,原功能以防洪为目的明城墙,因文良制堵口而失去了防洪功能, 500多年的明澧州城墙将面临一个被拆毁的命运,我也将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听到了古城墙上传来隆隆机器声,出门一看,只见一辆推土机正在摧毁文庙前左边的城墙。在宣传、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我不顾生命安全,跳上推土机,手扳刹车,不料扳着了加油门扳干,机器猛向前一冲,直到机器一半悬在5米高的城墙边上,车才停下来,险些与司机一同命归黄泉。因为此事,我与城关镇党委一名领导直闹到县政府办,主管文教秘书速示出了前几天才收到的国务院“关于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事件才有所缓和,城墙才免遭一劫。       

与上同样命运的文物还有:八方楼、蜚云塔、多安桥、宋代花瓦塔、城头山遗址、 “澧县彭头山文化”。正是我凭着对文物工作的执着和年轻时的拼劲,使澧县的文物才于千难万劫中得以幸存。

 

二、拂去岁月风尘,揭示湘北文明

作为拓荒者,又历尽了怎样的艰辛与磨难,恐怕知者寥寥。

1973年,国家文物干部培训结业回到家的第二天,还沉浸在初为人父的欢乐之际,就步行到20公里外的新洲镇去调查传说的“天子坟”,直到确定“天子坟”是分布在几个村范围内的战国至南朝的特大古墓群才返程。从此,只要得知有关文物的蛛丝马迹,就一定要去查个水落石出。1976年夏,我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湘鄂边界发现了一座宋代古塔,立即被省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北风呼啸,只要有一点时间或抓住下乡开展其它工作的机会,就跋涉于山水之间,相继发现了丁家岗、鸡叫城等一批重要遗址和河堰、八根等多处楚墓群。一次防汛,滂沱大雨,在防洪大堤上发现了遗址土和陶片,遂循迹找到了下刘家湾、牛皮堰等遗址。一路行程,总是一大包考古标本。19761977两年在农村蹲点,发现了新桥,白塘堰、康家湖、临澧县九里等20多处遗址和楚墓群。19797月,正炎夏之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城头山遗址。

1984年,全省性的文物普查全面展开,我被聘到本市各县市讲课和实地辅导。1986年本县文物普查开始,白天随着40多人的普查队伍作指导、普查,晚上对普查标本进行鉴定、断代。此次普查(包括早期发现的)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等文物近500处(点),位居全省之首,使素有南蛮之称的澧县成为在国际上都有席位的文物大县。以上文物很多是属于重大考古发现。彭头山遗址是长江流域8000多年前的一种新型考古文化,在我后来的论文中被命名为“彭头山文化”,现已被国内外学术界认可。后来在该遗址中还出土了人工栽培水稻资料,对水稻起源于东南亚学说发出了挑战。距今6000年的城头山城址把中国文明史大大提前,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城市起源以及阶段产生,国家形成等重大历史课题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文物工作造就了我,我亦解变了文物命运。

20多年我一直担任单位一把手,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行政事务,田野考古、文物保护更需要亲自出马,奉行的是满负荷工作方法,通宵达旦在办公室办公或看书、著文,家虽然安在单位的院子里,可是每天三餐,家属就要叫上三次,更多的是家属把饭送到办公室就餐,还经常夜宿办公室,办公室的牙刷、毛巾等日常用品比家里还齐全。

在作息时间表上,几乎没有“休息”二字,节假日,特别是春节,是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的好时机。1995年腊月二十七,我一人冒着寒雨到40公里外的王家厂水库边把采集近千公斤新石器时代的细小石器运至单位。整个春节,我把时间全打发在这一堆石器的整理研究上。记得890年代,我连续十多年没有回乡下看望亲朋好友,没有给父母坟上捧一捧土和烧一柱香烛。

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了澧县600多个村寨和相邻县市的大部分山山水水,粗略统计,行程达10万里。尽管我知道文物道路充满坎坷,但我还是沿着早已认准的路,坚定不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下来。1985年,因抢救保护文庙等一批地上文物而获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金质奖章;1989年因文物普查成果优异,被评为湖南省劳动模范;1995年,因城头山的发现被评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一生,是文物工作造就了我。在那个年代,澧县文物工作也需要我。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就是在那个时代,我改行走上了文博战线,使很多临近厄运的文物,改变了命运。澧县现有国家级保护文物13处,省保单位4处,县保单位132处。其中国保单位之地上文物有文庙,明城墙(包括八方楼),余家牌坊,花瓦塔四处,每处都是经历了抢救保护才获得今之殊荣;古文化遗址彭头山、八十、城头山等九处,若不是我与同行们艰辛努力,或许今天还沉睡于地下,或许在“改天换地”运动中早已被毁匿迹。

近几年来,我被城头山遗址管理处聘为顾问,为城头山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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